從上個世紀50年代起，翻譯學研究從早期直覺的語文學范式走向了科學化的道路。卡特福德（J. C. Catford）和喬治·穆南（George Mounin）等人開始以語言學為指導，對翻譯經驗進行系統化和理論化的分析。文學翻譯中語言轉換問題一直是翻譯學研究的重要內容。但是，國外的譯學研究大多是以西方語言之間的互譯為對象，極少有人把注意力投向漢外互譯的問題。更何況，由于文言總體上已經退出了歷史舞臺，
大連信雅達翻譯為現代漢語所取代和吸收，幾乎無人對文言與翻譯的關系問題進行過研究。西方學者中，只有一些語言學家如高本漢等人對文言有過一些研究，但到目前為止尚無人從翻譯學的角度出發研究過文言在文學翻譯中的應用問題。雖然也有一些西方譯者在從事漢外翻譯，如古詩外譯過程中涉及到對文言的理解，但也從未有人從理論上探討過外漢翻譯中的文言的利用價值。只有一些從事漢語言、文學和文化教育宣傳的海外華人如趙元任、葉維廉等在討論翻譯方法時偶爾牽扯到文言與文學翻譯的關系問題。
在談及源文本風格的連譯時，趙元任認為，譯文的風格應該與原文相當，在翻譯具有古典風格的文學作品時不宜使用較為時興的詞語。原文為古文典冊就不能用理語來翻譯。但是，他同時又否定了用古代語言對譯古代語言的做法，主張用一種最無時代性的語體來翻譯。“翻譯舊東西的時候至少要避免太漂亮太時髦的詞句。因為越漂亮就越容易蔫，越時髦就越容易過時。”由于語言是隨著時代發展而變化的，因此，“過久了先以為無時代性的，后來的人還是會覺得出來那是某時代的譯文。所以有些名著過時就又得重新翻譯”。譯人語一般都會體現出時代的特色，一個時代的譯作都會被打上一個時代的烙印，隨著時間的流逝逐漸染上了很濃的時代性，在新的時代就應當由新的譯作取代它們。雖然趙元任意識到不同時代的譯人語所傳譯的風格不一樣，但卻又反對以有時間性的古漢語傳譯源文本風格，試圖尋找一條中間道路，以“無時代性的語體”翻譯，而事實上他又指出所有的譯文都會展現出時間性，因而顯得有些難以自圓其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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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陽禎也贊同譯作語言具有時代性的觀點。他的理論思考是來源于對漢外翻譯實踐史的考察。歐陽禎認為，“介紹中國古典文學最糟糕的時期，是英國維多利亞時代那一種矯揉造作冗長累贅的文風、那種沉重奇特的語氣、那種笨重的長長倒裝的句法結構，與中國古典文學變化多端、生動活潑和語義豐富的特征相去甚遠。”在分析了亞瑟·韋利（Ar- thur Waley）和埃茲拉·龐德（Ezra Pound）等人的漢語古詩的翻譯后，他指出，龐德把中國古詩作為他創作的靈感，并不想把原詩的主題和結構翻譯出來；而韋利的翻譯基本上保留了原詩的內容和結構（郭建中， 2002:287）。但是，葉維廉不大贊成他的這種看法。他深人研究龐德的詩歌翻譯實踐后指出，幾乎所有中國古詩的英譯，都忽略了中國古詩特有的句法結構，即中國古詩特有的表達模式，千篇一律地變成了英詩的結構，因而在形式上使人無法從譯詩中領略中國古詩的特質。中國古詩表達模式的特點是，兩個意象盈加出現在讀者眼前，就像電影蒙太奇拍攝技巧。在兩個意象并置出現時，沒有使用任何連接詞。但英譯者都試圖在兩個并置的意象中找出某種邏輯聯系，然后用連接詞把兩個意象聯系起來。龐德在翻譯中國古詩時，去掉了很多連接詞，給讀者留下一種快速跳躍和重疊的印象，因而保留了原詩的這種句法結構，抓住了原詩的精神實質
大連翻譯公司。歐陽禎和葉維廉是從漢外翻譯，尤其是漢英翻譯人手討論翻譯中的語言問題的，關注的重點是如何正確有效地把漢語古典詩歌的語言藝術特征傳譯出去，也沒有涉及文言語體在外漢翻譯中的應用問題。思果先生則從英漢翻譯實踐出發討論和分析翻譯中的語言問題。他站在讀者的立場上考慮，認為應該用地道的中文來翻譯，要提高翻譯水平，就必須“細聽中國人講的話（不能聽時髦人的話，因為他們已經中了拙劣譯文的毒素），細讀中國的古文詩詞，舊小說如《紅樓夢》、《兒女英雄傳》”。顯然，他意識到了外漢翻譯所帶來的“翻譯體”對漢語以及文學翻譯造成的負面影響，指出“翻譯的人，無意中在創造語言，修正語言，但也在破壞語言。”所以，譯者要盡可能在中文里尋找合適的表達方法，盡量不要另外再創，以免對漢語帶來負面的影響（郭建中，2002:311一 312）。思果先生雖然已經認識到文言古典文學作品有助于提高文學翻譯的質量，但遺憾的是，與前面幾位學者一樣，他也沒能深人細致地考察文言語體在文學翻譯中的利用價值。
